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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Bryce Wyles
译者:Lily Lin 和 Elliot Li
美国是一个极度以异性恋和顺性别(性别认同与出生时指定性别相同)为主的国家。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以性器官为基准分配了性别。每个人也都被默认为异性恋。默认的性别和性取向是仇恨性少数群体的根基,也是这种把每个人当异性恋和顺性别的错误想法让一部分人仇恨与之不同的人。这部分人就是恐同主义。恐同与跨性别恐惧主义(下文统称“恐跨”)的人认为,违背这种既定印象的人就是低等的。
一位本报观点专栏的作者Devan Coombes发表了一篇文章,反驳了Nicole Chebili的两篇文章。Chebili的第一篇文章反对学校在新冠疫情期间依旧允许以宗教为由的大规模集会;第二篇文章探讨了在弗大有分部的基督教体育生奖学金(Fellowship of Christian Athletes ,下文统称“FCA”)的《信仰宣言》— 此宣言极度恐跨,要求有意愿参与领导职位的学生发誓只与异性结婚。
Coombes在文章中解释了她的思想过程,她的这种思想同大多数恐跨的美国民众一样。Coombes在没有提供自己对婚姻的传统定义时就极力为FCA的信仰宣言辩护。我们根据FCA的网站信息可以断定此组织拥护的“传统婚姻”指的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结合。虽然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是将异性恋当作既定事实或社会标准无疑忽视了性少数人群的权利和他们的爱情。FCA并不是以社会或圣经中的传统婚姻做根基,它单纯就是歧视性少数群体。
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传统婚姻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性少数群体或酷儿们并不是21世纪的新鲜发明。古罗马的同性爱情和印度教中对海吉拉的尊崇都证明了同性恋并不是完全违背传统的。而且把异性恋和传统婚姻联系在一起往往都在削弱酷儿们存在的合理性。这种行为不仅是拒绝人类自己的历史,更是在把这种错误观念强加在我们身上。
Coombes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集会,媒体,宗教,请愿五大自由)当挡箭牌,他认为基督教徒明目张胆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和仇恨是他们的宗教自由。但是FCA既不支持那些赞成性少数群体婚姻平等的基督教派,也不支持性少数群体的基督教徒作为领袖。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Coombes言称自己维护言论自由,实际却只希望自己言论自由,让他人都把嘴闭上。在这件事里,他让想结婚的酷儿们无法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充满压迫的偏见、对酷儿们言论和婚姻自由权的攻击,竟然能刊登在学校报纸里,让我觉得无比羞耻。
Chebili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虽然FCA理论上并不禁止酷儿们入会,但是实际上它的信仰宣言限制了酷儿们做真正的自己:如果想要加入FCA就必须隐藏自己酷儿的身份。2014年印度国家法律服务局v. 乌尔案判定同性性行为在印度是违法行为 — 这个禁令根植在印度和其他英国历史殖民地区。Gautam Bhatia在报导此案的文章中写到:一条针对展示一个身份的行为的法律就是在针对这个身份本身。FCA禁止同性婚姻这个行为就是在破坏酷儿们对自身身份表达的权利。
一个世纪前殖民帝国的崛起把歧视性少数群体的观念传播到全世界。虽然这不全是西方的价值观,但毋庸置疑的是英国殖民主义的恐怖历史就是这些偏见在2020年还存在的原因。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与种族主义、金钱主义、厌女主义和残障歧视主义同样可憎。而且这些负面思想还会相互交织 — 非裔与拉丁裔跨性别女性比起白人顺性别酷儿男性在美国受到了成倍的暴力伤害。由此可见,虽然媒体在报导的时候会用LGBTQIA+性少数群体概括所有,但是其中不同的群体在社会上受到的待遇迥然不同。
虽然国会明确规定政教分离,我们仍然在这个国家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纠葛。宗教团体收到的税务、医疗和社会豁免越久,这种错误的传统观念就会持续越长。现任副总统麦克·彭斯不止一次主张反对性少数群体之权利,他还曾经试图通过宪法定义婚姻为一女一男制。不仅如此,特朗普新任命的最高法院法官艾米·康尼·巴雷特上个月在她的任命申明中说道:性取向只是一个选择。作为一名法官,巴雷特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围绕着对词语精确的运用和解读,所以她和彭斯没有任何借口为他们的恐同恐跨主义辩护。
无论何种原因,宗教,政党和信仰永远不是仇恨的借口。我希望所有酷儿们都明白他们的身份和取向是值得他们骄傲的事情 — 丑恶的永远是压迫者。
Bryce Wyles是本报观点专栏作家。您可以通过邮件opinion@cavalierdaily.com联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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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ot Li对本文翻译提供了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