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不表达译者的观点和立场，具体信息请参考原文：
原作者：Caitlyn Kelley
译者：Feiyang Liu
每一代人都有许多决定性和事关存在的时刻。对我的祖父母来说，是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对我的父母来说，是冷战和核毁灭的持续威胁；对千禧一代来说，是崭新的和未知的互联网世界，以及后来的911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塑造了某些年龄段的人对其周围世界，尤其对其已知世界所遭遇的威胁的认知方式。因此，据我们所知，Z世代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没有逃脱那些关于存在的对生活的威胁。对我们来说，气候变化是众多威胁之一。
从五年级开始，我就不断被提醒，我周围的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我第一次听说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水平上升时，我的乳牙尚未脱落完全。在我整个青年时期，（人们）不断地提醒世界末日的到来，这明显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个人成长。我长大后变得既积极主动，又焦虑不安——既坚定，又恐惧。尽管我曾被激励为周围的世界而战，但我的动力来自于恐惧而非激情。
我不是唯一拥有这种精力和心情的人。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显示，16至25岁的人中60%的人对气候变化的话题感到非常焦虑。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被教导要感到害怕的后果。
因此，在恐惧中长大的我来到大学，决心用我所受的教育来对抗气候变化。环境科学显而易见会成为我的专业。我把它和环境思想与实践的专业结合起来，旨在利用大学作为一个跳板，采取政治和科学行动，反对对环境的持续性破坏。我把目光投向了将我置于掌权者面前的职业——比如作为一名环境律师、记者或游说者——使他们不能再忽视那些已经深深渗透到我对周围世界的看法中的问题。
然而，作为一个即将入学的一年级新生，我逐渐感到紧张。我一直喜欢大自然。这份对自然界的深爱是我受到气候焦虑影响的原因之一，因此一想到自然界被破坏就会感到深深的痛苦。虽然我对探索和学习更多精彩的户外活动感到非常兴奋，但我不知道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在我日常生活中日益增加的存在感。
我很快意识到，当我试图了解如何在不断变化的气候中生活时，我忽视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正如我提到的，我并不是唯一一个经历气候焦虑的人。但我也不是一个人在试图解决它。在每堂环境科学课的最后，都有一个可怕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单元。在这几周的危机中，我意想不到地的得知了许多关于其他环保人士对于减轻气候变化影响所做出的贡献。说开来，气候变化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存在主义的可怕问题——然而，令我吃惊的是，我并不是唯一注意到的人。
通过结交同学和实验室伙伴，加入环境科学组织等社团，以及花时间与我的教授和顾问深交，我很欣慰地发现仅在大学里就有数百人与我一样对地球充满热情，对地球的命运感到关切。此刻有一些项目正在进行，旨在解决我们星球所面临的威胁：ESO正在努力在大学里观测光污染，而布兰迪实验农场等设施内也进行着研究工作以及大量的研究生研究项目。
意识到气候变化的责任并不完全在我（或者外加格蕾塔·唐伯格）的肩上，为我释放了精神空间，让我重新发现我当初为什么会爱上大自然。（格蕾塔·唐伯格：Greta Thurberg， 瑞典青年活动人士、政治活动家和激进环保分子。）当我坐在地质学、大气和气象、水文学和其他许多课程中时，我发现自己被自然界的美丽和壮观所吸引，暂时忘记了我长期以来与它相关的情感负担。
因此，环境倡导者、律师、研究人员、社区组织者和满怀希望的学生们，让我们继续努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未来。但是，知道我们与像我们一样的环保主义者大军并肩而行，使我们能够，哪怕只是片刻，停下来，享受我们致力于拯救的世界。我们可能会向我们社会最强大的堡垒，国会、白宫和全球各地的公司总部进军，但我们并非单枪独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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